大概15年前，若是国人出境游山玩水，总是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带点东西。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总想要耐克鞋，恰逢爸爸去美国出差，就希望能够带回来一双。红蓝配色的气垫跑步鞋是带回来了，可惜不是我喜欢的款式。爸爸告诉我他就是想给我找一双不是“Made in China”，因为他觉得，好不容易鞋子出口到美国再买回来，那不还是“出口转内销”么。但是，找了好几家店，齐刷刷的“Made in China”，好不容易逮着一双国外生产的，就如视珍宝买回来了。我听到这里，低头翻开鞋舌一看，一行小字：“Made in Vietnam”。
越南制造的变化，在过去的15年里面翻天覆地。“Made in China”在以往也算是中国人自豪感的源泉，可是因为持续上涨的生产成本，“其他国生产（Made in Somewhere Else）”越来越多出现在日常的身边。举例而言，英特尔与三星的越南工厂早在2016年就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目前，两家公司在越南所雇佣的员工已经超过18.2万人，主要负责智能手机与芯片的组装。
✦2018年越南进出口2200亿美元，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
而在最近，关税成为了产业链转移的另一主要动因。特朗普在8月1日公布了最后一轮，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关税征收计划。紧随其后，日本公司夏普与任天堂宣布其在越南开设新工厂的计划，富士康也披露了在越南购买土地的意向，希望能够采用迂回的途径，以规避中美贸易战中额外征收的关税。
最近，越南紧急出台了原产地管理新政，要求必须达到30%越南本地附加值，才能以越南制造的标签出口。此政策变动从监管角度验证了生产商面临关税的恐慌，以及产业链迁徙蜂拥而至越南。根据美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产品进口量年比降低13.9%；与之相反，越南产品进口量年比增长40.2%，在横向对比中一骑绝尘。受到产业链转移的刺激，越南的GDP增长率又回到了7%以上。在全球贸易局势恶化，经济增长屡显颓势的时候，越南却迎来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
✦ 越南是美国快速增长的贸易伙伴
✦ 越南GDP仍在上涨通道中
虽然美国已经在2018年退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这不妨碍越南依附其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享受了几乎这个世界上最为广泛的贸易自由化网络。在东南亚有覆盖面极广，政治基础深厚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之外，越南分别与欧盟与美国签订了全面的贸易协定。欧越贸易协定明确将在未来5年内，陆续降低现有99%的关税，以促进双方的商品互通与经济发展。美越贸易协定商定了关税最低降至3%，并且在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往来，海外投资保护，WTO规则执行等方面作了明确。
✦ 越南所签订的贸易协议关系网络
在国际关系方面，按照特朗普的说辞与执政概念，多方协议容易滋生所谓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而一对一的友好关系是所偏爱的握手方式。包括美加墨的贸易谈判在内，以及回顾美越贸易协定的签订过程，都是符合用新协议关系网代替旧物的逻辑。即使如此，在美国政经界舆论甚至政府内部，为对中方关税的随意与枉断而抗议的声音并不轻微。一方面此类关税征收措施连累及无辜，使得无数美国跨国公司增加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美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谈判，如欧盟与日本，和与中国的交锋显露出不同的基调，（虽然此基调在更多程度上为非经济因素而左右）尽显不公与区别对待。如今的国际关系，如同特朗普推特上的脾气一般瞬息万变，不可捉摸。个人观点，若规避关税是企业产业链转移的唯一动因，那么，环境的变化往往会超过既定计划的预测，最终得不偿失。
尽管如此，越南制造业凭借其低廉高效的生产成本，仍然在湄公河畔迅速崛起。根据日本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的数据，越南制造业工业平均月工资为220美元左右，而在印度这个数据是260美元，中国大陆则是480美元。较低的工资水平背后是越南年轻劳动力居多的社会人口结构，与相对而言仍在发展中的消费水平。越南总人口约9700万，30岁以下人口占46.3%，而在中国此比率仅为36.6%。其实，中国大陆连年攀升的工资水平，远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障碍。不仅仅远超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CPI偏高与高通胀环境，制造业工人收入已经达到南美东欧部分（如墨西哥与白俄罗斯等）国家的水平。
✦ 越南制造业工资水平属于亚洲最低水平
生产成本的上涨不止局限于人力成本，还有土地租赁，税务负担与公众关系等。中国大陆的土地租赁成本高有目共睹，比如在深圳宝安的一家9000平方厂房，月租金高达650万人民币。越南的基础公司所得税为20%，但鼓励行业与工业园区往往提供10年以内10至17%的税务豁免。0%，5%与10%三档的增值税，5%的预提税，可以让从事生产功能的越南企业尽可能低成本实现落地，以及未来利润与资金畅通无阻地往来。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18年Doing Business Report中，越南名列第69位，比往年进步14位，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与马来西亚。越南整体友好的外企投资与商业经营环境同样，也自然反应在稳定持续增长的FDI总量上。
✦ 越南FDI在2005-2017年间快速增长
产业链的转移不同于搬家，其复杂性牵扯至总部外派，当地雇员招聘，配套财税服务升级，物流与贸易途径更换对于企业而言都是挑战。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中国15岁以上人群识字率为96.4%，而越南则是94.5%。除了受教育水平之外，较低的劳动效率与额外跨文化间的沟通成本，是无法通过数据所测量的崎岖之途，但却是企业家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对于中国企业主而言，普通情况下越南工人很难接受8小时以外的加班工作。从而导致假期中的订单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产业链转移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曾经支撑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第二产业，终有一天渐行渐远。原本流水线打工的年轻人也不得不寻求新的就职机会。虽然目前，快递外卖与网约车行业的出现像棉花一样吸收了大量工厂所淘汰的劳动力，但是，从第一第二产业到服务产业的进化论才只摊开了序章。在不久的未来，AI与机器人的成熟化会给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又一次暴风雨。技术应用，生产硬件，税务与法律环境等条件也许会超过人力薪资，成为跨国企业家更需要权衡的因素。或许有朝一日，凭借众多高技术专业人才，诱人庞大的国内市场对接，中国大陆也会成为AI与机器人时代产业链迁徙的目的地。
✦ 不同工种内不同阶段工作内容自动化的难度对比
与此同时，随着新时代中服务行业的对外开放，诸如，国内产业乃至工人所面临的挑战则更加险峻。2019年，从放宽外资持股比例到准入原则调整，全国各地推进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原本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金融，医疗，文化和娱乐业，也会面临外资的涌入。如今，日韩台湾仍控制着精密制造行业（台湾企业台积电为全球最大半导体代工商，主要工厂集中于台湾岛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内窥镜生产商奥林匹斯，生产工厂也仍坐落于日本国内），欧洲与美国在重工业制造方面常执牛耳（空客与波音的主要生产线仍在国内完成）。在低端生产外流高端生产失格的尴尬境地中，中国的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 苹果与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跨境架构与其背后的税务筹划逻辑
不得不承认，跨国企业的发展史是和资本剥削捆绑在一起的。早在17世纪的黑奴贸易时代，殖民者试图竭尽全力榨干新大陆的土地与资源，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常常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而非洲黑奴从尼日利亚的贝宁湾出发，经历6个月的航行，跨过大西洋沦为被囚禁的制裁品。苹果作为全球盈利水平最优秀的企业，其产业链的全球化过程在20世纪末就开展布局。R&D研发机构与管理层集中于美国加州，IP商标与专利权归置于爱尔兰，iPhone的组装则委派至中国深圳的富士康。在全球化产业链的架构中，高收入的核心部门与低附加值的苦力角色之间泾渭分明，复杂的商业架构如同精致搭建的金字塔，将税务筹划与法律风控表现到极致，以最大化整个集团的利益。诚然选择合适的生产地，增强研发团队与创新能力，巩固扩宽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发展跨国企业的重要环节，但从更宏观的维度看来，事先设计合理合规，符合功能性且高效率的商业法律架构，会像是健壮的骨骼一样支撑上述各个职能部门如同肌肉，一同实现财富创造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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