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解析替代性最低税AMT(上)》中,我们介绍了替代性最低税(AMT)的基本原理与计算机制。如果按照AMT规则计算出的税额高于普通税制下的应纳税额,纳税人就必须按较高的那一项缴税。乍一看,这似乎意味着税负“增加”了,那么纳税人真的因此承受了额外的长期税务成本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进一步了解一个关键机制:AMT信用(AMT Credit),它决定了这部分“多缴税款”是否能够在未来得到补偿。
AMT信用机制
当纳税人在某一年因为触发了AMT,而缴纳了超过普通税额的部分,这一差额并非彻底损失。美国税法允许纳税人将这部分“多缴”的税款,在未来不再触发AMT的年度中,作为最低税信用(Minimum Tax Credit),逐年用来抵减普通税制下的税负。这个抵减过程并不是一次性返还,而是根据每一年应缴纳的普通所得税情况,按比例逐年冲减应纳税额,直到信用额度用尽为止。纳税人在触发AMT的当年,需要填写IRS的Form 8801表格,以计算出可申报的最低税信用额度。
不过,并非所有AMT来源都能转化为未来的抵税信用。只有来自所谓“可回收性差异”(deferral items)的部分,例如前述的ISO账面收益,才能用于计算AMT信用。而那些“永久性差异”(exclusion items),比如因SALT(州和地方税)加回而引起的AMT税额,则不具备形成AMT信用的资格。这是因为前者属于“暂时性”的差异,在未来有机会“回转”;而后者则在税法上完全不再允许抵扣,所以无法再享受补偿。
例如,如果一个纳税人在2024年因激励性股票期权(ISO)触发AMT,多缴了$5,000税款,并确认该部分属于可回收性质的AMT差额,那么在2025年、2026年等未来年份中,每当其普通税制适用,未再被AMT取代,就可以从应纳税款中逐年扣减该$5,000,直到全部用完。
但这只是一个总额,而不是预先确定的分年扣减金额。无法在当年一次性知道未来每一年可以使用多少。每年能使用这笔信用中的具体金额,要视纳税人在该年度的纳税情况而定。
更具体地说,只有在未来某一年没有再触发AMT,而是适用普通税制时,才有资格使用这项信用。一旦满足这个前提,下一步就是看当年实际应缴的普通所得税税额有多高。IRS不会允许纳税人因为使用AMT信用而把应缴税额直接减到零,也不允许因使用信用而获得退税(因为这项信用是“不可退”的nonrefundable credit)。因此,每年实际可以“用掉”多少AMT信用,是由纳税人该年度的普通税额决定的。IRS会根据该纳税人当年税表中的具体数据,计算出其可以使用的最大抵减额度,而未被使用的部分会自动结转到下一个年度。
可以把这套机制理解为一个逐年提取的“税收信用账户”:纳税人在AMT当年往账户里“存入”了一笔税收信用余额,以后每年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从中提取一部分来抵减当年的普通税负,这一过程不是预设比例、也不是平均摊销,而是根据你每年纳税状况动态调整的。只要你未来某年继续处于普通税适用状态,这笔信用余额就可以继续累积结转,直到被全部用完。
在实践中,最低税信用的使用需保持高度准确性。纳税人应妥善保留触发AMT当年的税表、Form 6251(AMT计算表)及Form 8801(最低税信用计算表),并在每一年度继续监控自己的AMT状态,以便在合适的年份正确申报并使用这项税收信用。建议在遇到较复杂的抵扣结构、资本利得交易或股票期权收入时,及时寻求具备经验的专业人士协助评估,以确保最低税信用能被完整利用,避免本可抵减的税额因疏忽而失效。
AMT与TCJA改革后的现状
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对替代性最低税(AMT)制度进行了自其设立以来最为重大的改革。这项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减轻中产阶级家庭和中高收入个人由于AMT制度所带来的额外税负压力。在TCJA之前,由于AMT免税额多年未与通货膨胀挂钩,导致大量本无避税意图的中产阶层纳税人,因居住在高税负州、拥有子女或房贷利息抵扣等常规项目,而意外触发AMT,背离了其原本“针对高净值纳税人”的立法初衷。
TCJA通过将AMT免税额大幅上调,显著缩小了适用人群。此外,法案还首次引入通货膨胀调整机制,确保这些免税额每年自动与物价水平挂钩,不再因名义收入增长而逐步侵蚀免税额度,从而更公平地界定应纳AMT的人群。同时,TCJA还大幅提高了AMT免税额的“逐步取消门槛”,即超出某个收入水平后开始减少免税额的起点。这一举措直接减少了因收入略高于中产阶层但未进入富裕阶层的家庭被纳入AMT的可能性,进一步精准定位AMT的政策覆盖面。
在企业层面,TCJA彻底废除了公司AMT,使得C类公司不再需要在其所得税之外另行计算AMT。这一改革大大简化了企业所得税的申报结构,也提高了美国企业在全球的税务可预测性与竞争力。
这些改革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根据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JCT)与IRS公布的数据,AMT适用人数从2017年约500万人,骤降至2021年时不足20万人,尤其中产家庭受益最为明显。
然而,这些变动是建立在TCJA临时条款的基础之上。根据现行法律,TCJA中关于个人AMT的改革条款将在2025年12月31日自动到期。届时,如果国会未延长或永久化这些条款,AMT免税额将回落至原有较低水平,通胀调整机制也将失效。所以,未来几年纳税人应密切关注国会的税改动态,必要时提前进行收入规划或投资操作,以减轻可能恢复的AMT影响。
常见误区
许多纳税人常常误以为,替代性最低税(AMT)只适用于极少数的高净值人群,只有在年收入极高、资产极为复杂的情况下才会触发。这种看法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误导性。AMT的适用并不完全取决于收入水平,而是由一系列税务结构和个人财务安排决定。比如,居住在州税负较高的地区(如加州、纽约、新泽西等)、在某年因出售主要住宅或投资性房地产获得大额资本利得、又或者只是单纯地在科技公司工作并因行使激励性股票期权(ISO)而产生账面收益,这些情形都可能导致原本收入中等或中高的纳税人,在某一年意外触发AMT。因此,忽视AMT的适用风险可能导致突如其来的税负冲击,甚至造成现金流紧张。
为有效规避这种风险,纳税人应将AMT纳入税务安排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发生大额交易、资本变动或股票行权的年份。每年申报前,建议通过对比计算普通税制与AMT两套规则下的税额,评估是否存在触发AMT的可能,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此外,对于那些会影响AMTI(替代性应税收入)的项目,如州和地方税的提前缴纳、大额医疗费用的扣除、或是激励性股票期权的行权时间安排,都应充分考虑其在AMT体系下的处理方式。如果存在灵活空间,适当推迟某些可加回项目的发生时间,或将ISO的行权分散到多个纳税年度内,也有助于降低当年AMTI,从而减轻或避免触发AMT。
结语
替代性最低税制度虽被视为复杂冗长的税务机制,但其存在的价值不可忽视。它维护了税制的垂直公平性、弥补了普通税法的空隙。在当前美国税制日趋复杂、政策频繁变动的背景下,理解并掌握AMT原理,对于高收入者与有复杂资产配置的家庭尤为重要。面对即将到期的TCJA减税政策,提前规划、年度模拟与动态调整成为合理应对AMT风险的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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