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简称AMT）是一种旨在确保高收入纳税人支付公平税负的联邦税制机制。在常规税收制度中，纳税人可以通过各种扣除、抵免策略大幅降低应纳税所得甚至完全免税。这在法律上虽合规，却违背了税收公平的精神。AMT通过要求纳税人在普通税计算方式之外，以另一套计算方式重新计算税额，并支付更高的那一项，从而形成一套“防逃税底线”。它独立于常规所得税系统，有自己的一套应税收入定义、免税额和税率结构。
AMT设立的历史背景与立法目的
AMT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9年。当时，美国财政部发现有155名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纳税人通过运用大量税收减免项目，最终联邦所得税缴纳为零。这一发现引起了国会与公众的强烈反响。为此，国会引入了一种附加的最低税制度，要求高收入者在使用大量税收优惠后，仍需缴纳一定最低税额。该制度在1978年正式命名为“替代性最低税”，并在1982年通过《税收公平与简化法案》确立为永久制度。设立AMT的根本原因在于提高税收系统的公平性、防止高净值人群“合法避税”，并增强联邦财政的稳定性。
AMT的适用对象及常见特征
AMT主要适用于年收入较高、资产结构复杂或存在大量税收项目调整的个人纳税人，尤其是那些看似普通但存在特殊收入或抵扣行为的人群。比如，居住在加州、纽约等高税州的纳税人，因为在AMT下无法扣除州和地方税（SALT），容易因“加回”项目而提高应税收入。
再比如在某年度因出售房产或股票获得大额资本利得，因其直接计入替代性应税收入（Alternative Minimum Taxable Income, 以下简称AMTI），可能导致总AMTI超过AMT免税额的逐步取消门槛，从而部分或全部失去免税额度，最终导致需缴纳AMT。
此外，部分抵扣项目（如用于非住房用途的房贷利息）在AMT下无法使用，税收抵免（如CTC）虽部分可用，但不总是能充分抵减税负。持有激励性股票期权（ISO）的员工，尤其在科技公司中较为常见，其行权后的账面收益将被计入AMTI，是AMT的典型触发来源。
而自雇人士或通过合伙企业申报的企业主，也因需在AMT下采用更保守的折旧方法及对净营业亏损的抵扣加以限制，而面临更高触发风险。
AMT的计算机制与五步流程
AMT的计算机制独立于普通所得税系统，流程较为复杂，必须使用国税局规定的专用表格（Form 6251）进行重新计算。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步骤。
首先，纳税人需按照常规税法规则，完成1040表格的填写，申报当年的应税所得，并适用标准或分项扣除以及各类税收抵免，计算出所得税税负。
02 需计算AMTI。
这一过程要求纳税人将某些在普通税制下允许扣除的项目（如州和地方税SALT、激励性股票期权ISO未出售时的账面利润、某些房贷利息等）重新加回，同时还需根据AMT制度的规则调整其他项目。例如，使用更保守的折旧方法或限制净营业亏损的扣除额度。这一系列加回与调整后的结果，就是AMTI。
03 从AMTI中扣除AMT免征额。
2024年，单身申报者的免征额为$85,700，已婚联合申报者为$126,500。免征额并非一律适用，而是随着收入上升逐步减少。当单身申报者的AMTI达到$609,350、联合申报者的AMTI达到$1,218,700时，免征额将完全被取消。具体的“逐步取消”机制为：每超出门槛1美元，免征额减少0.25美元。
04 将扣除免征额后的AMTI应用适当税率。
AMT采用两个税率阶梯：26%适用于前$220,700（2024年），超过该金额的部分适用28%税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税率适用门槛对于所有申报身份均一致，并不因婚姻状态而变化。
05 比较与缴税。
此时纳税人需将根据AMT计算出的税额，与按普通税法计算出的常规税额进行对比。如果AMT金额高于常规税，纳税人需缴纳两者之间的差额作为“AMT附加税”。这个差额不是在普通税之外再缴一次税，而是将两套计算方式中的较高者作为实际纳税额缴纳。
AMT影响的主要税收项目
在替代性最低税（AMT）的计算中，普通税制下被允许的许多抵扣和优惠项目需要被加回（add-back）或进行调整（adjustment），从而提高纳税人的应税基础（AMTI）。这些影响项目大致可归类为三类：加回项、调整项与不可抵免项。理解这些项目的具体机制，对于判断是否会触发AMT至关重要。
首先，加回项主要是指在普通所得税中允许扣除，但在AMT计算中必须重新计入应税收入的项目。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州和地方税（State and Local Taxes, 简称SALT），包括州所得税、房产税和销售税等。这些税费在常规税制中可以作为分项扣除项抵减应税所得（Taxable Income），但在AMT计算中不得扣除，须全额加回。
此外，私人活动债券利息（Private Activity Bond Interest）也是一个重要加回项目。私人活动债券是由地方政府发行、用于资助私人实体项目（如医院、机场、学生贷款等）的免税债券。虽然这种利息收入在普通税计算规则中免税，但在AMT中必须作为税收偏差收入（Tax Preference Item）全额计入AMTI。
另一个常被忽视但实际影响巨大的加回项目是激励性股票期权（Incentive Stock Options, ISO）未行权所产生的潜在利润。根据普通税规则，员工行使ISO后，在未出售股票之前不需要确认收入；但在AMT规则下，行权当年即需将市价与行权价的差额计入AMTI，从而显著提高税基。
其次，调整项是指在AMT与常规税法中计算方式不同，需要重新估算的项目。例如折旧方式（Depreciation Methods）就构成重要差异。尽管《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已取消了C类公司的企业AMT，但对于以个人身份纳税的自雇者、合伙企业投资者、S公司股东而言，AMT仍适用，因此在计算AMTI时，必须采用更为保守的折旧方法。这意味着相较于常规税中的加速折旧（如双倍余额递减法或150%递减法），AMT计算中要求采用直线折旧法或指定的替代性系统折旧法（ADS），从而每年折旧额较低，应税收入因此上升。
另一个显著的调整是医疗费用抵扣门槛的提高。在普通税制下，若纳税人医疗费用超过调整后总收入（AGI）的7.5%，则可将超过部分作为扣除项；但在AMT计算中，这一门槛被提高至10%，使得许多本可扣除的医疗支出不再有效。
此外，净营业亏损（Net Operating Loss, NOL）在AMT中也不能像常规税制中那样无限抵减，而是限制为不能超过AMTI的90%，这使得亏损抵减能力受到明显削弱。
还有，在AMT下，并非所有税收抵免都能直接用于抵减AMT税额。一些抵免，如Child Tax Credit（CTC），虽然并非完全不可使用，但在AMT中其适用受到限制，且并不总能被全额抵扣。具体来说，自2018年起，部分非可退税抵免（包括CTC）被纳入可用于AMT抵减的范围，但能否实际生效，取决于纳税人AMT与普通税之间的差额，以及其它可适用抵免的存在情况。例如，如果某纳税人常规税为$15,000，而AMT为$18,000，二者差额为$3,000；即便纳税人有$2,000的CTC，也只能部分抵消这$3,000差额，而无法完全消除AMT税负。
如果该抵免与其它受限抵免同时适用，可能因抵免顺序或限额而无法全部使用。因此，在AMT制度下，纳税人不能假设其所有常规税收抵免都能无条件适用，必须结合自身AMTI结构逐项测试。
综上所述，AMT并非简单地在普通税负上再附加一笔税，而是通过系统性地取消、调整和限制一系列抵扣与抵免项目，实质上扩大了应税基数。许多纳税人在进行大额资本交易、房产出售或首次公开募股（IPO）兑现股票期权时，常常因忽视上述项目而意外触发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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