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EP，Libra和USDT：第一次世界数字货币大战

如果让我发行和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我不在乎是谁去制定法律。
– 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

10月28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先生在首届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为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落地推行作了一番非正式性的预告。区块链作为目前国内金融乃至政治政策全力鼓吹的发展领域，也在演讲中被反复提及。DCEP是央行为主导发行方，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形成的加密电子货币体系。在技术细节部分，演讲中明确了所谓的“双层运营体系”，强调了DCEP作为现有货币供应的补充功能，并直言其与M0（实体现钞）之间的替代关系。而真正让无数业内人士和投资者激动的事项无外乎，“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区块链的发展进程还远远停留在黎明之前，为数不多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功能便是溯源性（Traceability）。那么，若要追溯DCEP的来源，便不得不回到比特币（BTC）。简而言之，BTC是一种点对点的区块链支付系统。虽然目前BTC被给予了各种神化的称谓，如“法币竞争者”与“数字黄金”，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也提到过BTC作为一种避险资产的投资地位迅速攀升。但是，这种现状是同BTC在白皮书中所表达的初衷所矛盾的。神秘的中本聪仅仅赋予BTC交易的媒介功能而非价值象征，然而，因为一旦人们用法币和BTC进行兑换，BTC的公允价值便与美元，或其他主权货币相挂钩。
数字资产与法定货币之间的频繁交易促进了区块链技术对金融领域的入侵。资产可以由货币衡量，而货币本身对应资产，或债权。正如所有外星人的示意图都只不过地球生物的变形，人类想象力难以跳脱的边界也在区块链的应用层面体现。ICO可以被视作是资产权益分割与再整合的过程，并且通过稀缺性进行增值。尚且不谈与现有股权份额式的公司法制度相左，ICO颠覆了生产资料占有与奉献的先后顺序，形成数量庞大的加密资产。与此同时，USDT以货币数字化为主旨，展开一项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也成为了如雨后春笋般稳定币的代表。

USDT的原理相当简单，即使在银行存储一定金额的美元，并向使用者发放同等金额的USDT，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地铁储值卡。当乘客将自己的钱存入地铁卡，地铁公司收到一定量的转账，在公司表内形成相对应的资产与负债。负债经地铁卡中的数字，即若干次乘坐地铁的机会而实现具像化。资产可能会经过多重流转发生稀释和转变，但或多或少也能够间接对应至地铁公司的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地铁卡中的数字仅能够坐地铁，不能够拿来买汉堡。USDT就好比是其中的数字，也在适用性和接受度上无法突破。于是，USDT往往只成为加密货币交易者的中性筹码。
延续上面的例子，你会发现USDT存在监管和债务偿还能力上的致命缺陷。诸如消费预付卡，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准货币的供应方，专款专用和准备金是极度普遍的合规要求。正是因为这种强力措施的丧失，加密资产交易所Bitfinex传出挪用7亿美元USDT储备金的丑闻。另外，USDT也会随着购买和赎回产生波动。在储备金挪用丑闻的发酵影响下，USDT价值较美元低估3-5%，这也是因为机制受疑而在短期内产生的挤兑。虽然世界各地正在热火朝天地推广证券化代币与加密资产交易所的监管，但实际上立法的完整性与执法的约束力之间的距离仍然是一道鸿沟。

无论是USDT，Facebook力推却几乎胎死腹中的Libra，还是央行的嫡系DCEP，都陷入了与法币锚定的牢笼。换而言之，数字货币本身的价值象征仍由法币体现，并且不可分割地镶嵌在央行和二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内，恰好这点正是USDT的命门所在。USDT一直在寻求和花旗，渣打，摩根大通等高信誉度持牌银行的合作，但纷纷吃了闭门羹。因为过于复杂的AML与KYC步骤，以及大牌银行对于巨额非运营资产的鄙夷，USDT的准备金管理只能屈身于来自巴哈马的Deltec银行。与上述的知名金融机构相比，Deltec银行既没有纳入美联储的清算系统，作为二级银行本身也无法提供低风险和高流动性的资产端。
不难想象一些极端的情况，若是巴哈马国内金融遭遇系统性风险，USDT的使用者又希望大量赎回用于BTC投资。那么，USDT不得不把储蓄于Deltec银行资产端的美元提现。同时，任何一个商业银行都不会只做储蓄业务，而巴哈马经济衰退导致Deltec银行的贷款方无法偿还，或Deltec银行所投资的巴哈马不动产大幅缩水，那么就无法及时甚至足额将USDT的准备金归还。中央银行和二级银行表内资产的流动性风险会直接影响类货币，如USDT，如支付宝余额，如Libra，也包括DCEP。

即使同为持牌，不同金融机构间的风险等级完全不同，能否从央行直接获取信贷支持便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参数。另外，金融机构资产端的风险控制与流动性承诺也各分优劣。其中，央行的货币调度可以是以政府信用背书，无风险的发行，而二级银行则需要考虑准备金利率和拆借可行性等问题。Deltec银行往往属于金字塔的低端，统称为“Shit Bank”。和美元等价挂钩的货币有很多，比方说最典型的港币，USDT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和这些孪生兄弟同台竞技的地步。
Facebook的Libra和USDT一样是站着美元这位巨人肩膀上的瞭望者，准确的来说，根据白皮书，其对标资产是由50%美元，18%欧元，14%日元，11%英镑和7%新加坡元构成的一篮子货币储备。可是，Libra希望通过Facebook的社交媒体影响力和公司信誉，以弥补USDT的缺陷。在Libra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信用卡支付公司Visa和摩根大通都明示了合作兴趣。数字货币的兴起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21世纪之后迅速发展的科技公司忍不住将自己的触手深入金融领域，美联储和央行仍然在维护着自己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最终逼迫Libra在听证会上直面各方传统派势力的严格考验。如果你了解在2018年，国内第三方支付如支付宝和微信接入网联清算的来龙去脉，其实此类事件在国内同样在发生。

DCEP的特殊性与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发行方和配套的银行解决方案。因为政府从上至下，一路畅通无阻的政策支持，DCEP无需担心监管的刁难与流动性风险的威胁。当央行发行DCEP时，使用者就可以使用人民币现钞，抑或是调动处于二级银行中的人民币存款去购买DCEP。这种购买会使得二级银行和央行负债端传统货币的兑现义务与准备金的下降，与之对应的，DCEP作为新增的负债账目上升。其一，大部分二级银行可以拥有充足的央行信贷资金额度，其二，央行本身掌握的铸币权可以尽可能最小化流动性风险。从资产负债表的逻辑梳理看来，即使冠上最花哨的名称，DCEP本质仍然逃不出货币的范畴，而从北宋的交子开始，货币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发明之一。基于目前公布的信息，DCEP的发行并不会，也不可能对现有的货币供应和金融体系产生过多的影响。

针对DCEP，媒体上总有一些不靠谱的谣言和猜忌。前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7年初表示，数字货币能使负利率政策更有效。但是如果你认真理解了上面的内容，便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笑话。若DCEP被制定为负利率，那么使用者可以简单地将DCEP兑换成现钞以避免负利率风险，甚至不难从中逃离。这样一来不仅央行不得不面对现钞的挤兑风险，DCEP也会受到冷落排除在主流货币体系之外。关于负利率，之前的文章中也有提及，负利率虽是经济放缓下的被迫之举，也是现代货币学说所提倡的价格供应机制。中国央行之所以无法推行负利率政策，是由很多残酷的现实所决定，而并非是因为数字货币存在与否的事情。
另外一个谬论出现在DCEP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论调中。既然已经赘述了那么多内容，大家可以果断地认为，DCEP就是人民币本身。人民币换了一个名字并不会让人民币更加受欢迎。法币作为主权国家的信用凭证，适用范围的普及性是由主权政府信用等级，国家经济稳定性，跨境金融流通和营商发展环境所决定的。再这些因素进行实质改变之前，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DCEP作为传统法币的电子化具有解决管理统计过于繁琐，实体货币易于损害，数字货币交易安全性高的优势等等。但至少笔者的观点是这样的，以上所列举的优越性来自于交易媒介与流程信息化，而并非得益于货币电子化。支付宝同样方便进行货币流通领域的统计与管理，强制实名制的绑定甚至面容识别也尽可能地规避了洗钱或非法交易的存在，所以，DCEP的推行必然需要有超过这些朴实作用以外的意义。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信息交流与变动留下不可篡改的凭证，巩固参与各方的信用，这或许就是DCEP的大展身手之际。随着近些年来中国饱受经济下行的压力，央行制定了众多宽松信贷政策以激励实体生产和居民消费。但是介于金融体制内层层传导，像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工厂借了贷款去投资房地产的情况屡见不鲜。而DCEP，更像是一种可编程货币会约束定向宽松信贷的流向和使用途径。为了更快解决猪肉价格的疯涨，用于养猪场的贷款只能用于养猪场建设和猪仔购买，如此可确保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更加精准的对症下药。

DCEP在初步的计划中，关于匿名性会从强至弱设置四个级别，可惜却无法缓解大家对于隐私权暴露的担心。DCEP的出现势必会对现有的法律体制改革提出更加急迫的要求。如何制定和细化相关立法，以保护DCEP使用者下的隐私权和物权，也是推广DCEP过程中的前置议题。否则，若是任何持有DCEP的人整天提心吊胆自己的数字货币账户万一被冻结该如何是好，那么，传统法币和纸钞只会卷土重来占领私人部门的支付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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